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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 美国记者（第1页）

下午大约三点钟的时候，郑副主任又来，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七八个工作人员，不过他们都留在门外的走廊上，没有进屋来。郑副主任说，上级同意柳侠惠在自己家中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了。但是这次采访是一项的重要政治任务，他家里必须要重新装饰一下，争取给外宾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柳侠惠问道：“怎么装饰？”她答道：“我们运来了几个沙发，还有一些可以挂墙上的画，就在门外。”他打开门一看，果然走廊里放了大大小小五个新沙发，还有二十来卷画轴。虽然走廊里的光线比较暗，但是他可以肯定那些沙发都是高质量的好货，至少是真皮的。这个时候人造革在中国还没有开始普及。

柳侠惠道：“假的就是假的，难道这几个新沙发就能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丰富了？不过，我理解郑副主任工作上的难处。这样吧，那些沙发由我们家出钱买两个放到家里就行了，多了也放不下。”

郑书记听了，心里很气愤：这个年轻人真是太不知进退了，居然对领导上的安排这么排斥。这是什么态度？不过她强压下了内心的不满，没有在脸上表露出来。柳侠惠说的也是一个办法。只是这些沙发原来是为省一级领导的办公室特制的，只怕他想买也买不起。于是她对柳侠惠道：“请稍等一下，我去打电话请示一下领导。”说完她就走了。

郑副主任走后，黄玉琴有些担心地小声问儿子：“这样跟领导对着干，是不是不好？再说，我们买得起这些沙发吗？”柳侠惠拍了拍妈妈的背，胸有成竹地说道：“没事的，妈。不用担心，花不了几个钱的。”

过了一会儿，郑副主任回来了。她说已经请示了领导，这些沙发可以作价卖给他，每个30元。黄玉琴很惊讶。她刚才仔细看过了，这么高级的沙发，怎么才卖30元？但是她控制的很好，没有表露出来。其实柳侠惠早就料到了，这些东西一看就是内部定制的，根本就没有在市面上流通，因此价格上就是凭领导的一句话而已。他们为了应付上面交下来的差事，不想节外生枝，绝不可能给出一个他付不起的高价。这两个沙发要是放到市场上去卖，每个的价格绝对不会低于200元，他等于是占了一个大便宜。

郑副主任又道：“这些画也可以卖给你，10元一幅。”

柳侠惠不太懂艺术，对字画什么的不怎么感兴趣。那些画的内容也大都是跟这个时代的革命文化有关的，有描绘工农兵手挽着手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的，有描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还有的是毛xx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小将，等等。他心不在焉地一幅一幅地翻看那些画。他并没有去欣赏画的内容，而是只看画家的名字。问题是大多数的画根本就没有署名。突然，他的手一抖，差一点把一幅画给掉在了地上。

“我滴个妈呀，这不是那个在后世号称中国当代最伟大的画家的作品吗？那家伙随便画一幅就卖几百万元，最高的曾经卖到了两千万元一幅呢！”

柳侠惠不动声色地从中挑出两幅画说：“这两幅我买了。”一幅是《钟馗》，另一幅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他也不知道这两幅画的水平怎么样，他是挑尺寸最大的买的。好在这个年代还没有卖假画的，因为真品太便宜了。他想，再过20来年，这两幅画少说也会值它个五六百万人民币吧？这可真是名符其实的一本万利的买卖啊。

黄玉琴走进另一间屋子里，从抽屉里取出来80元钱交给了郑副主任。旁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看了，禁不住小声嘀咕道：“她家可真有钱啊，居然花了整整80元买下了两个沙发和两幅画。这可比我两个月的工资都多啊。”

第三天上午10点，那个美国记者终于来了。场面好大啊，省革委会的李副主任亲自陪同，看热闹的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不过他们都被手臂上戴着红袖章的工作人员给拦住了，只能站在离他家住的宿舍楼10米以外的地方看。宿舍楼里的其他住户事先得到了领导的通知，要么外出避开了，要么关起门来呆在家里。

柳侠惠牵着父母的手来到楼梯口迎接贵宾。他一见那个美国记者就楞住了：这不是后世大名鼎鼎的调查记者戴安索耶女士吗？

说起这个戴安，她可是个极有魅力和才华的女人。她中学时就在一个全美少女才艺竞赛中夺冠，后来上了着名的卫斯理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她只身闯荡首都华盛顿。她原来的打算是当一名新闻记者，却阴错阳差成了尼克松政府的新闻主任的助手。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辞职后，她还一直陪伴了他好几年，相当于他的秘书和助手。后来她重新投入新闻工作，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都干过。她长相甜美，举止优雅，风度迷人，口才好，专业知识也非常深厚。几年后她就脱颖而出，成了全世界闻名的调查记者。

这些都是柳侠惠记得的发生在后世的事情，没想在他穿越后竟然在中国遇见了她。很显然，她的生活轨迹有了变化，她并没有继续去陪伴辞职后的尼克松，而是提前进入了新闻界。

“你好，柳先生，很高兴见到你。”戴安向他伸出手来，并通过翻译说道。

“thankyou，ssawyernicetoetyou，too”柳侠惠不卑不亢地答道。

戴安的眼睛突然睁大了：“wow，youspeakenglish！”她的声音里透着惊喜。对于这次采访，中方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因为翻译问题发生了争执，中方拒绝了哥方的翻译，坚持派出自己的翻译。戴安这还是第一次在共产党国家采访，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因为她听同事们说过，中方的翻译事后会将采访的全部内容向上司汇报，有时甚至会替被采访人回答问题。在这种公然的监视和干预下，被采访的人是无法说出真心话的。这种事作为美国人她是无法理解的，但这是在中国，她对此也毫无办法。没想到这位神奇的柳先生，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竟然会说流利的英语！她有了一种预感，这一次肯定能采访到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了！

柳侠惠请戴安和李副主任坐在一个新买的沙发上，他和爸爸妈妈坐在另一个沙发上。随同戴安来的技师架好摄影机和音响设备，采访开始了。

柳俊杰和黄玉琴也懂一些英语，不过远没有达到能和外国人进行日常对话的程度。他们坐在儿子的两旁，不时地微笑着点头。穿越后，柳侠惠已经好几次跟他们提过，自己会说英语，是自学的。他们当时听了，都没往心里去。毕竟在这个年代，能用上英语的机会实在是太稀少了。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宝贝儿子不断地给他们带来惊喜，这一次竟然打破了100米短跑的世界纪录！相比起来，能说几句英语已经不是很稀奇的事情了。看到柳侠惠跟对面那个金发蓝眼睛的美国女记者侃侃而谈，作为父母的他们心里感到了由衷的自豪。

在场最为尴尬的是那个省革委会的李副主任。他一句话也听不懂，当然也插不上话。他走也不是，留也不是。那个省外事办派来的翻译也不好受，按照上级指示他必须把谈话的内容完整地记录下来。平时他给领导当翻译时，领导说话都是一板一眼的，非常缓慢，他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戴安和柳侠惠见面后却像老朋友那样聊天，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了，他记了上句丢了下句，不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了。

在戴安女士看来，采访进行的很顺利，也很愉快。她问了很多有关柳侠惠的家庭和个人方面的问题，他都一一做了解答。她也问了一些稍微尖锐的涉及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他知道不能说实话，但是又不愿意打官腔，就用一些俏皮话遮掩了过去，甚至还借力打力，轻松地将几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扔回给她自己了。戴安还从来没有采访过如此睿智的人，等她意识到自己被他耍了时，采访早就大大地超过了原来规定的时间，她也不好意思再重提那些话题了。

“柳侠惠先生，现在我提最后一个问题。”戴安说道。“你这一次打破100米和200米世界纪录时，用的是电子计时，而且在场还有国际田联的官员。我昨天与在美国的两位前世界纪录保持者通了电话，他们都拒绝相信你的成绩，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此你怎么看？”

柳侠惠笑着答道：“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啊，我和他们比一场就行了。不管是他们来中国比，或者我去你们国家比，我都随时奉陪！”

“真的吗？你……你可以去美国参加比赛？”戴安再一次睁大了她那双漂亮迷人的眼睛。

“为什么不能？你们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吗？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让我去哪里比赛都是可以的。”柳侠惠充满自信地回答道。

第二天的省报提到了这一次的采访，不过并没有把它放在显眼的位置，也没有登照片。这个年代中国的电视机很少，普通老百姓几乎看不到电视节目。他们虽然知道一个名叫柳侠惠的中国人打破了世界纪录，却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上次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是他在比赛现场冲刺时拍的，清晰度很差。

不过在美国，戴安的这次采访在哥伦比亚电视台播出后，立即引起了轰动。节目被各家电视台争相转播，成了过去一年来全美国最受欢迎的采访节目。柳侠惠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成了全美国的名人，知名度几乎可以和刚刚去世不久的功夫明星布鲁斯李相提并论了。就连戴安女士自己也随之身价倍增，她一跃而成了哥伦比亚电视台的名牌主持人。

柳侠惠决定在家里多休息几天。住在省委招待所虽然好，但是出入都有很多人盯着，他觉得不太自由。他去爸爸的办公室给省田径队打电话，说自己感冒了，需要请3天的假。自从他打破世界纪录后，田径队的领导已经把他当‘化外之人’了，根本就不敢来管他，哪怕再多请几天假也会照准不误。

这过去几个月里他确实辛苦了，除了训练，还与马永芳和刘燕两个女人纠缠不清，连带着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后来他又卷入了快乐幸福团的案件，把省公安局的韩副处长都给搞了。接着他又和陈玉姑发生了亲密关系。可以说他几乎没有真正地消停过一天。当然，这些说到底只能怪他自己，谁叫他这么多情，这么喜欢招惹女人呢？

柳侠惠破天荒地在家里睡了一次懒觉，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3点钟才起来。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他一口气吃完了妈妈中午给他留的饭菜。保暖思淫欲，他又开始有些不安分了。这一回他想到的是当下乡知青时的带队干部郭彩云。她父亲因为历史问题‘畏罪自杀’，她被本单位召回另行分配工作。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他决定趁现在空闲，去看看她。这时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他给妈妈留了一个字条，说自己出去看望一个朋友了，不一定会回家吃晚饭。

他出门时带着一副墨镜，打扮得跟这个时代的电影里的特务一样。这副墨镜还是哥伦比亚电视台的那个叫汤姆的摄影师送给他的。那天采访结束后，他送戴安女士一行离开，刚走到宿舍楼的门口时，妈妈黄玉琴追了出来，手上端着一个粗瓷钵子，里面装满了蒸好的饺子。他明白妈妈的意思，从她手里接过饺子，递给了戴安女士和汤姆先生，叫他们带回去尝一尝。戴安女士微笑着表示了谢意，汤姆高兴地接过饺子，用蹩脚的中文说道：“台好了，我恨喜欢。”他随手取下自己戴着的墨镜回赠给了柳侠惠。

柳侠惠向爸爸妈妈打听过郭彩云的情况。她从春江县回来后，学校领导宣布解除她原来担任的校团委副书记的职务，她被当成普通职工分配到总务处后勤科当普通工作人员。这还没有完，后勤科组织全体职工们给她开了了所谓的‘帮助会’，实际上是逼她当众表态跟她的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郭彩云从小跟父亲的感情极深，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父亲死后再去说他的坏话。于是后勤科的领导认为她态度不端正，必须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和批判。

他们让她一个人负责整栋办公大楼的卫生，包括清扫所有的厕所，又脏又臭不说，每天还累得要死。后来柳俊杰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联合下放到春江县的知青家长们，一起去找校领导为她求情。校领导指示后勤科重新安排她，于是她被调去学生第二食堂工作，跟张鹿萍阿姨原来干的活儿差不多。

柳侠惠找到了郭彩云的家。她家里没有一个人，门上挂着一把锁。他准备等她下班回来。一位邻居老太太见了，主动过来跟他聊天。他自称是郭彩云的表弟，老太太没有怀疑，跟他说了许多郭彩云家的事情。郭彩云的丈夫已经跟她办理了离婚手续，儿子跟了丈夫，女儿跟她。可是因为学校没有多余的房子分给她，她只能和女儿挤在这间不到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居住条件比柳侠惠家可差远了。

老太太很同情郭彩云，说她经常受前夫的欺负。这里的房子都不怎么隔音，邻居们夜里常常能听见她压抑的哭声。郭彩云白天要去上班挣钱，为了让女儿能有一个正常稳定的生长环境，她已经把女儿送到她娘家，交给自己的母亲照看。

这时早过了下班吃晚饭的时间，郭彩云还没有回来。于是他一边朝她工作的学生第二食堂走去，一边想着心事。对于她和她前夫的关系，他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他很想在经济上帮她一下，只是按照他自己目前的情况，很难一举解决她的所有困难。看来他必须尽早想办法去赚一些钱了，不然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受苦。只是，现在整个中国都还处在赤贫的阶段，如果不偷不抢，想赚钱谈何容易啊。

郭彩云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热情待人积极向上的女性。她的遭遇只能说是这个时代所犯下的罪恶之一。即使在文革初期最为极左的那两年，在xx党的公开宣传里，一直有这么一句冠冕堂皇的话，那就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是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论是升学，招工，还是当兵（这个年代当兵是年轻人的一条很不错的出路），提干，分房子，一切的好事都要先讲出身。出身‘红五类’的人理所当然地享受各种照顾，最大的好处当然是留给那些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的子女了。如果你出身不好，父母是反动派或者有‘历史问题’，那就要处处受到歧视和其他不公正的对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太祖去世邓公第二次复出，在全国推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后才得到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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