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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干部，人长得并不好看，眼睛特别近视。但新婚的父亲非常爱她，特别是在自己身处逆境时更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和支持。刚到劳改农场时，父亲还每日巴望着能够收到她的来信。在父亲服刑后她又等了两年时间，但终究还是抵挡不住其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于一九五九年的一天给父亲送来了一纸离婚通知书。我父亲当时早已万念俱灰，没有争辩一句就在离婚通知书上签了字。后来又得到消息，她改嫁给了当时最为吃香的地质队员。虽然父亲的第一位妻子在父亲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离他而去，但令我奇怪的是父亲这几十年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她一句坏话；偶尔提起这段经历，也只是说那是形势所迫，怨不得她。

刚到劳改农场的最初两年里，我父亲受到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情绪一度相当沮丧，内心还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愤愤不平。但时间长了，转身看看周围犯人的身份，不是前县长、前县委书记、前组织部长，就是前大学教授、归国华侨之类的人物。于是他心想：连几十年的老革命都不能幸免，自己这点事、这“身份”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么一对比，父亲的心情反而宽慰了许多。刑事犯转移后看管得松了，获得一些自由以后，我父亲还被吸收参加劳改农场的豫剧团，在里面拉二胡，经常深入到农村、厂矿去演出，人们都还以礼相待。

即便是身在劳改营里，他们这些“洋劳改”还是被当作干部来看待。假如哪个“洋劳改”在里面犯了错误，管教干部找他们谈心时都是这样批评教育他们：“你作为一名干部，怎么能这样做呢？将来回去了，这样也是要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很多“洋劳改”还满怀希望，总是认为自己是被“误会”了，别人才是真“右派”。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些“一贯进步”的人，经常像老马列一样对别人的错误认识进行批判；还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汇报别人的言行和思想动态。特别是一些政治方向没错，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栽了跟头的人更是如此。

前某地委组织部的陈部长就是这种“一贯进步”的人。陈部长三十多岁，英俊倜傥，文化程度也高，原本也算春风得意。当时，有一位在机关里工作的女干部，是上级老领导进城后新找的老婆，也是年轻漂亮有文化，跟那个年长自己二、三十岁的老男人自然没有共同语言。这位女干部想入党，就经常跟陈部长谈心。干柴遇到烈火，陈部长帮助人家进步，结果自己没把握好，帮着帮着就帮到床上去了，东窗事发后栽了大跟头，当上了“洋劳改”。陈部长进了劳改营以后，对自己以前一时冲动懊悔不已，改造特别积极，每天找管教干部汇报思想，一贯说进步话，办进步事。

有一次一位华侨收到了家中寄来的包裹，里面有香烟、点心，还有汇款单。那华侨很高兴，就把香烟和点心分给大家。正在大家嘻嘻哈哈地分享食品和香烟时，陈部长进来了，见状一脸严肃地教育大家道：“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呢？嘻嘻哈哈地一点也不成体统，有时间开玩笑，却不主动政治学习，这样怎么能够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呢？”接着又教育那华侨：“我早就注意到你，一直不肯放弃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肯认真地进行改造，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我劝你要悬崖勒马啊！”陈部长这一番进步话，弄得大家顿时倒了胃口，谁也不出声了。我父亲对陈部长这个人早就看在眼里、烦在心上，于是忍不住从床上翻身起来对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还是组织部长？你得明白你跟我们一样，都是‘洋劳改’！”正在像大领导那样训话的陈部长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会遭到这个平时不言不语的小伙子的这番奚落，顿时愣在那里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特别荒唐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毛泽东曾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希望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刚刚进行过“反右”运动、全国搞成“一言堂”的国家里，这种激情却变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的时代悲剧。

土改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上面又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规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农庄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我父亲就亲耳听到很多农民抱怨说：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都还没焐热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过程中，和苏联“集体化”时期一样，农民大量宰杀牲畜，造成了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中，农民的自留地等全部被没收了，断掉了农民最后的依靠。不仅是生产资料，连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产”了，口号是“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一切，这就是中国随后发生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的根源。

大跃进初期，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还搞过一阵子跟风跃进。由于劳动任务异常繁重，导致父亲在劳动中肩胛骨被压断，左腿膝关节以下神经麻痹。我小的时候，看到父亲肩膀一高一低，心里好奇问怎么回事，父亲就回答说小时侯挑水压的。后来大了才知道，那时“大跃进”给父亲留下的纪念。当时农场没有医生，只有一名由刑事劳改犯人充当的不脱产的卫生员。父亲受伤以后，不但没有得到治疗，反而因不劳动而减去一半伙食。一面是伤痛，一面是饥饿，使得父亲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于是，父亲在伤势好转一些以后与一位难友、原开封市建设局干部曹××二人密谋后逃回开封，当天就被抓回劳改营。为表示惩戒，劳改营采取了特别措施：白天上工时有武装看守，晚上睡觉时就给二人戴上手铐，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到了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刑事劳改犯转移完毕，父亲服刑的农场已经几乎是清一色的是在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管教干部也换了。因此，即便有那么几个积极分子上窜下跳，但曲高和寡，政治气氛仍然不浓。再加上新来的管教干部比较开明，也就不再跟风跃进。于是，这些“洋劳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比较从容地观察、亲历了“大跃进”当中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的父亲和前宜阳县长张×（「注」张×在农场中和父亲睡上下铺，父亲记忆中他是洛阳地区宜阳县原县长，老共产党员，当地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因主张实行“党内民主”而遭殃）一起到农场附近“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慰问演出，唱进步戏。当时他们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向父亲他们几个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着举起的手臂晃动着。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张县长的胳膊小声说：“快走吧！”这时，他才发现张县长眼中竟闪烁着泪花，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度痛苦和迷惘的神色。到了晚上，父亲他们开始唱“进步戏”。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了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我的父亲坐在台上，看到民兵手持带着刺刀的步枪和红缨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则在中间跌跌撞撞地走着，场面就和押送俘虏一样。

那时还到处宣传毛泽东所提倡的丰产经验——深翻土地。我的父亲在农场附近看到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冲击扇上，表层土深翻一米多后，翻上来的全部是沙子，人为地加剧了当地的沙荒。而且，翻这么深的土地，种子种下后定不能成活，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芜。农业本身就有很多靠天吃饭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细作还免不了遇到歉收，而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农村大修水利时，我的父亲随农场的豫剧团到附近工地演出。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村普遍搞“插红旗”、“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就是批斗那些干活比较慢的人，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我父亲那里看到：只要农民一到休息时间，每次都要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搞“拔白旗”。拔出来以后，村干部就吩咐一声：“甩他！”　（「注」“甩他”是豫东方言，意即“打他”）于是，大家围成一圈，先把这个不幸的人用拳头推推搡搡，推倒后再用脚使劲跺。为了不至于惹怒村干部被当作下一个“白旗”，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使出吃奶的力气打人以显示自己“积极”。那些被打的农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号连连。就如同击鼓传花游戏一样，每一次休息都必须从十几个人里找出一个不幸者进行殴打。

尽管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的“大跃进”，中苏关系出现了龃龉，但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惯性还存在。所以那时河南农村还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有的竟然还斜披着类似现在商场促销员戴的绶带，看上去不伦不类。我父亲曾经见过几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厉声呵斥几个蹲在地上挖野菜的农妇。那几个农妇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胆战心惊地一味干活。村干部们对管人有特殊的癖好，已经不满足于奴役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了，想把手伸到这些“洋劳改”身上。有一次，几个村干部跑到农场来找农场管教干部谈话，说这些“洋劳改”活得实在太滋润了，消极怠工；如果能把“洋劳改”们交给他们管教，保证会让犯人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农场有政策，管教干部当场拒绝了村干部的无理要求。村干部们白费了半天口舌，只得恨恨地走了。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部分农村实行一种只有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才能与之媲美的伟大措施：“聚家并屯”，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捷径。由于官方蓄意把这一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聚家并屯”这个词已经感到非常陌生了。那么，什么叫“聚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亲人们互相不允许见面。我父亲他们到农村演出时，当地的“聚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一九五八年底，我父亲所在劳改营的犯人从杞县集体转移到河南焦作的新河农场，当时场部位于焦作市南郊。他们的豫剧团也就经常到附近的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第一次演出时，我父亲来到一个位于山坡上的工地，顿时被一幅壮观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一样的花花绿绿的帐篷（「注」这些帐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五颜六色，因而看上去像万国旗），一望无际的新坟头。等到走近一些，我父亲看到每座坟头前都插着一个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和生卒年份。那些木牌都还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和父亲住上下铺的前宜阳县张县长是个有良心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张县长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二人之间无话不谈。他在目睹了这些令人发指的场面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了一场。一天夜里，被这些的残酷现实折磨得无法入睡的张县长偷偷叫醒我父亲，小声对父亲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蒋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吗？”这番话把父亲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同屋的犯人中间，前N地委组织部陈部长是奸细，经常向组织上汇报其他犯人们的言行，如果被他听到，那张县长算是彻底完了。于是，我父亲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梦中的陈部长，示意张县长别再说了。

一九五八年，我母亲居住的滑县也开始“大跃进”，要大炼钢铁赶超美英。村干部先说要“十五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说“七年超英赶美”。村子里竖起了土高炉，但滑县不出铁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当原料炼钢，没有燃料就砍树。炼钢并非什么人、什么条件都可以炼的，好好的铁锅铁勺，炼出来却是充满杂质的废物。不是没人知道这是胡搞，也不是没人知道这样胡搞是会受老天爷惩罚的，但就是没人敢说——反对总路线，谁担得起这个罪名？

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必要的技术保障，因而事故频繁发生。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溅出的铁水里面，死在倒塌的高炉下面，死在过度的劳累之中。因此，河南民间将“大跃进”称呼为“大要劲”，来形容当时的过度劳累。有一段时间我的外公也被强制去大炼钢铁，后来我小的时候，外公跟我讲起那段经历时总是摇着头叹息说：“大要劲哪，累死多少人！”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无所不至的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铁条，挨家挨户打开大门，进屋用铁条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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