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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5部分（第1页）

选举于12月2日按时举行，结果杜特拉将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瓦加斯由工党提名，又回到里约热内卢，出任他家乡南里奥格朗德州的参议员。新的国会成立之后立即开始工作，从事起草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在1946年9月18日正式公布。它是1891年自由色彩的宪法和1937年宪法之间的折衷产物。后者的极权主义性质经过修改，给了国会更大权力，但同时许多有关劳工和民族主义的条款仍被保留下来了。

战争结束使其他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发生了变动。战争年代中的趋向是由当政政府继续掌权，原封不动。1945年至1946年发生的那些变动则是通过不同的手段实现的，有些是和平的，有些是革命的。它们在程度上也各不相同，有的引起了政府的政治色彩的明显变化，而有的只限于重点和人物的改变。

1945年，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执政政府都被具有比较自由倾向的新政府所代替，虽然他们取得政权的方法有所不同。在委内瑞拉，由梅迪纳政府安排的选举被民主行动党成员发动的革命所遏制，因为他们知道，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他们要与政府机器相颉顽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叛乱在10月15日爆发，并在首都进行了几次战斗后，以革命者胜利而告终。梅迪纳总统和他的政治僚属们被放逐，在一位文职人员，罗慕洛·贝坦科尔特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七人政权机构，他宣布该机构只是临时性的，即将尽速进行制宪议会的选举。

在秘鲁，选举在1945年6月10日如期举行。当选的总统候选人何塞·路易斯·布斯塔门特得到了主要由自由主义和左翼集团组成的联合阵线的支持，其中包括由阿亚·德拉托雷领导的受人欢迎的美洲革命人民同盟。

1946年期间在几乎所有其余的拉美共和国中（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都举行了大选。在后面三个国家中，发生的变化都是在重点方面，而不是在政党方面，而在哥伦比亚情形却正好相反。

在智利，里奥斯总统在任内去世，随即进行了总统选举，冈萨雷斯·魏地拉当选总统。和里奥斯一样，魏地拉也是激进党的一名成员，但是远比他的前任左倾一些。

墨西哥的选举，结果以米格尔·阿莱曼获胜，他得到了退休总统阿维拉·卡马乔和组织革命党的支持，该党前称墨西哥革命党，除名称之外，在其他方面没有改变。阿莱曼遭到了1945年已被解职的卡马乔政府的外交部长帕迪利亚的反对。如同其他许多拉美国家一样，战争的结束在墨西哥引起了人们向美国重新提出民族独立要求的愿望。帕迪利亚因为过分的亲美受到了指责。他还由于在墨西哥城和旧金山支持姑息阿根廷而招致了人们的不满。在乌拉圭，自由主义者的科洛拉多重新当权。

5月哥伦比亚的选举，使得长期在野的保守党重新上台了。自从1930年以来一直执政的自由党，由于分裂致使保守党有可能取得了胜利。当选的总统候选人奥斯卡·佩雷斯和他的自由党对手并无显著的不同，也是一位具有温和观点的人物。

在玻利维亚，政府再次被革命推翻。比利亚罗埃尔总统不是由于他的倾向性就是由于环境所迫，显然未能履行建立一个比较民主的政府的诺言，这个诺言是他在1944年这个政府被其他拉美国家政府承认之前就作出的。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实行了压迫与恐怖日增的统治。大批反对者遭到屠杀、监禁和流放。1946年6月的一次暴动失败之后，接着一个月后在拉巴斯又发生了一次群众革命。人群袭击了首都的主要建筑物和政府机关。比利亚罗埃尔被追赶到地下室，跌倒在地，叛乱者把他遍体枪痕的尸体从窗口扔到外面的人群中。

第三编　中立国与非交战盟国

第一章　瑞典

第一节　1939年9月瑞典所处的地位

要对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政策作出评价，就必须考虑到这一政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瑞典力图（但也并非总是成功地）尽可能地严守中立政策；另一方面，瑞典一开始就实行了一项积极的政策，即向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提供慷慨的援助——这种援助并非总是局限于人道主义范畴的。

大战爆发时，瑞典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国联的效能感到失望。国联的破产向人们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如果一旦有此需要，这一国际组织在保护瑞典免遭外来袭击上也将证明同样是无能为力的。正由于认清了这一点，瑞典才把它的对外政策建立在“只能依靠自己”这一设想的基础之上，同时它愈益集中精力于自身的防务上面。然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才能赶上形势的需要，而大战爆发时瑞典的防务形势虽有所改善，但离要求则还有很大差距。

1937年3月，瑞典想要借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联盟来加强自己地位的希望在隆德遭到了挫折，因为那时有关订立这样一个盟约的建议被当时的丹麦首相托尔瓦尔德·斯陶宁所拒绝了，其理由是丹麦并不觉得自己已受到威胁，因而不必如此小心警戒。从此以后，瑞典对它东边和南边的邻国——苏联和德国的态度一直是小心翼翼而又焦虑不安。一方面，它力图避免触犯它们，另一方面，力图表明它有权执行一项严格的中立政策。为了证实这后一点，它在1939年拒绝了希特勒提出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同时也反对英、法、苏三国提出的关于全面保证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独立的提议。

国联于1938年成立的所谓“二十八人委员会”中的瑞典代表厄斯顿·恩顿在1938年1月1日对于瑞典在盟约下的义务作了明确的解释。国际制裁的制度事实上已名存实亡了；国联已变成这样一个团体：它的每个成员国都各自有权决定它想要参加实施制裁的程度。当二十八人委员会的报告在国联第十七次一般性会议上提出的时候，瑞典的代表理查德·散德勒重申了瑞典的意见：采取制裁实际上已变为了一桩任人选择的事情，并得由国联成员国自由作出决定。“据此说来，某些国家——我很荣幸地代表其中之一——可能决定奉行的一种中立政策就应当被认为完全符合于对国联成员国的义务所作出的忠实解释。”这一声明发给了所有国联成员国传阅，但对此官方或非官方都没有作任何评论，这样，瑞典和其他有关国家的这一立场就因此取得了默认。

就在大战爆发前夕，瑞典政府于1939年9月3日采取步骤以使它国家的中立政策充分生效。据著名军事作家奥洛夫·宋德尔陆军上校写道，当时瑞典的防务地位是极不稳固的。9月1日，国王不经议会同意即发布敕令：必须按照先前所作的某些规定，加强防务准备；这一命令将从9月3日起生效。当天召开的内阁特别会议决定，所有有关执行瑞典中立的规定不仅应适用于目前正处于战争中的国家，而且也应适用于可能卷入战争的任何其他国家。此外，瑞典政府还决定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一起分别于9月1日、3日和19日宣告中立。而且，瑞典也参加了比利时国王发出请柬邀请交战国进行谈判的行动。9月9日，议会开会，国王又在开幕式上演说中表示瑞典决心置身于战争之外，同时强调必须大大增加军备费用。

在以后几个月的时间里，瑞典便致力于加强国防，并同所有交战国建立了关系。它从几个大国那里得到保证：不但它的中立将受到尊重，而且这种尊重将体现在做到尽可能地不干扰它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然而，瑞典的商船队还是深深感到大战给它们造成的影响。瑞典船只不得不屈从德、英两国的管制，而早在1939年9月的第三周，就已有几艘瑞典船只被德国鱼雷击沉。瑞典当时即向柏林提出抗议。11月25日，瑞典又抗议德国在厄勒海峡南部布雷，这是根据瑞典的四公里海域要求提出的。此外，瑞典还因德国军用飞机越过国境提出了抗议。

第二节　苏芬战争

1939年10月19日，由于苏联邀请芬兰就某些具体的政治问题进行谈判，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首脑在古斯塔夫国王的提议下，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了芬兰总统。会见时讨论了与阿兰群岛的防务有关的对芬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可是，没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准备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当时的瑞典外交大臣散德勒赞同进行这种干涉；但他的政府却坦率地宣称：瑞典不能派遣军队，因为这一步骤可能会使瑞典最终卷入战争的漩涡。有人曾说，这一决定是受到了瑞典当时脆弱的防务地位以及瑞典政府忽视了立即动员其工业资源这一事实的影响；这后一步骤直到1940年1月之后才被采取。不过，瑞典已作出允诺，只要芬兰需要，它将给予军事以外的援助。10月7日和9日，瑞典政府分别对柏林、伦敦、巴黎、罗马和华盛顿采取了外交步骤，以期说服这些国家拯救芬兰摆脱威胁着它的危险。此外，瑞典又于10月12日会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对莫斯科采取了一项外交步骤，强调了芬兰同北方国家的团结；政府还训令它在柏林、伦敦、巴黎、马德里、罗马、东京和华盛顿的使节，倘若被人问到此事，则应申明芬兰和俄国的冲突将会在瑞典造成严重局势。10月23日，散德勒告诉俄国驻斯德哥尔摩的公使科隆泰夫人，瑞典把芬兰的亲北方倾向及中立视为波罗的海的一个均衡要素，因之如果苏联使芬兰的这种地位发生任何变化，则将影响到俄国同瑞典关系的基础。11月2日，向莫斯科递交了一份关于这一内容的官方政府公报。

在苏芬战争爆发的时候，瑞典的中立第一次经受了十分严峻的考验。对阿兰群岛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已被否决。至于瑞典的总的态度，对“中立”这一字眼的使用是小心回避的。“尚未发生任何情况使我们要改变开始以来所采取的态度。”但是人们感到，国际局势使瑞典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政府，于是，在12月14日，一个由各主要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宣告成立。在那天之前，外交大臣散德勒因反对瑞典在阿兰群岛的政策而辞职，受命继任他的遗缺的是一位职业外交家克里斯田·根瑟。新政府在向瑞典人民发布的一项公报中提到了苏芬战争的爆发，并对芬兰所处的困境表示深切的关注。但是，他们同时又强调说：“我们在言论和行动中要遵守必要的审慎态度，以免给政府的工作带来更多的困难和危险，”这是“我们大家和每个人的民族义务。”这一“精神上中立”的要求，是重申首相于10月12日发出的呼吁，同时也显示了对德国人的种种要求无可奈何的屈从，德国人的种种要求在战前即已开始，而在大战爆发后则压力越发加剧了。必须说明，大多数瑞典人民在整个大战期间对于政府的这一要求是始终服从的，其结果正如特尔斯特吕普所写的：“早就出现有一种远离现实的、不健全的中立空想，它提出这样的意见，譬如说战争实际上与我们毫不相干，中立国在道义上远远胜过那些卷入战争的大国。”当一些报纸不理睬这一“完全中立”的要求时。政府却还是设法强制实施它。此外，对一些以“攻击口吻”表示反对“一个外国强权”的报纸，政府提出了几起诉讼。起初，这类诉讼的矛头只是指向共产党报纸；但是，1939年12月，著名新闻记者蒂尔·内尔曼由于在民主报纸《挑战报》上发表了攻击希特勒的文章而被判监禁三个月。1940年。政府草拟了一项在战时或在有战争危险的时期严重影响新闻自由的法令；按照该项法令，一些违禁的个别报纸有时被没收了。这项法令于1944年废除，关于废除该项法令的决定于1945年得到了次届议会的批准。

然而，瑞典政府尽管忧心忡忡，想避免发生任何可能得罪某个大国的事情，但并未使他们停止向芬兰提供一切军事以外的援助。12月7日，瑞典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一起公开发表声明，鼓吹国联应当采取措施以促成苏联和芬兰间的和平谈判。但是，当国联于12月14日谴责俄国对芬兰的行动时，瑞典代表恩顿却在代表全体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发言时发表了一项宣言，对于可能采取制裁的问题表示有所保留。可是，与此同时，由于国联宣布俄国为侵略国的决议，并指令向芬兰提供那种符合瑞典人民自然倾向的援助，瑞典援助芬兰——特别是在人道主义范畴——的愿望却得到了加强。事实上，要求站在芬兰一边进行积极干预的呼声到处可以听到，但德国马上就毫不含糊地指出，这种做法将被看作是对德国的敌对行动。因此，瑞典政府不得不将其采取的政策局限于所谓的那种“非交战国的干涉主义”的范围内。瑞典罄其所有的武器弹药供给芬兰使用，准许芬兰招募志愿军（这样便为芬兰的防务增加了约九千名全副武装的军事人员）；并于1940年1月，象挪威一样，同意了盟国提出的准许战争物资过境运往芬兰的要求。如果需要证明的话，从全国老百姓所搜集的衣物和货币足以证明芬兰的事业确实就是整个瑞典的事业。事实上，瑞典在第一次苏芬战争中的态度可以公道地说足以同在1940年到1941年间美国大力支持英国时的非正式参与全面战争相比拟。瑞典也采取了某些加强防务的措施，譬如，1939年12月2日，加派部队开往北方、哥得兰以及沿岸的筑垒地区；同时在一些领海水域内布雷。

俄国于1940年1月就瑞典报纸和人民的态度所提出的正式抗议遭到了坚决的拒绝，其主要理由是：苏芬冲突已在瑞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瑞典无论在历史上或文化上都和芬兰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善联系，瑞典自由独立的新闻界也反映了芬兰应继续保持一个自由而独立的芬兰这一普遍的愿望，瑞典的照会也说，俄国人对瑞典向芬兰主动提供援助的范围所提出的异议是过分夸大了，照会并拒绝接受另外一些关于向芬兰出口物品等所提出的抗议，认为是不合理的。不过，事实上瑞典那时对芬兰的援助至少就军备而言已达到了这种程度，在专家们看来都认为已危及到瑞典本国的安全。瑞典在战争爆发前就开始向芬兰提供军需物资，而到1940年3月13日，又提供了价值四亿克朗的赠品和借款，交给芬兰使用。

仍然而，并没有丝毫可能性会使这种援助发展成为军事援助，任何要向这方面发展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1940年2月，当芬兰的形势恶化，芬兰政府请求派遣军队的时候，瑞典内阁拒绝了。双方所交换的意见于2月16日公布于众，三天之后，国王亲自声明说，对苏芬斗争的任何官方干涉都将把瑞典拖入全面战争，“在那种情况下，我国将不再能向芬兰提供它目前所得到的、而又迫切需要的那种并非少量的援助。”当芬兰政府因此而向伦敦与巴黎求助，和盟国于3月2日就盟军可能要假道挪威和瑞典一事分别试探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的态度时，两国政府的回答都是毫不含糊的：“不行”。不过，这一回答必须根据下述事实来加以评判，即瑞典政府当时关于苏芬停战谈判一事是知道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曾充当过调解人。谈判是1月底开始的，而在1939年12月底，根瑟和俄国公使科隆泰夫人进行会谈期间，就已显示出有可能为它们找到一个谈判的基础。

虽然盟国考虑到不顾瑞典和挪威的抗拒向斯堪的纳维亚北部渗入的可能性，但它们并不准备这样做，除非芬兰直接向它们求援，从而为其后果承担责任。尽管根瑟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但他以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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