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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第一车间革命上（第2页）

看起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做起来却是如此困难。但褚时健是一个善于在壁垒中寻找出路的人，常常在边缘迂回，最终找到金光大道。这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而褚时健就是其中之一。如在“*****”的高峰期，他领导的戛洒糖厂为避免饥荒养了很多猪和鸡，在别人看来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可是他巧妙地找到了解释，并引用毛主席说的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佐证。在这样的边缘空间，他也善于生存，也许，这里恰恰是他们这类特别的人的生存地带。

他仔细分析了中国的《烟草专卖法》，认为核心在“专卖”二字，只要不打破专卖，不违反专卖的政策，应该能够找到空间。他突然想到搭建一种新的烟草体制——“三合一”体制的可能。把烟草公司、卷烟厂、烟草专卖局合起来：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一个领导。这样，不仅能够解决烟叶种植、香烟生产和销售问题，而且能够保证政府的专卖。

神来之笔！一个天才般的构想。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不是体制，而是利益，这可能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尽管“三合一”体制是有利于烟草事业发展的，但是，烟草公司和烟草专卖局怎么会同意让烟厂来吃掉他们呢？

在和烟草部门反复协商无果之后，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寻求云南省政府的支持。每次寻求政府的政策支持时，他持有的王牌都是那一招：税利引诱。

其实，早在试验种出优质烟叶的同时，玉溪卷烟厂就给云南省政府打了报告，建议在云南省实施“三合一”体制解决烟叶原料问题，但并未得到反馈。

那辆丰田皮卡又拉着褚时健在玉溪和昆明之间来回奔跑，他不会放弃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

有两个人是可以依赖的，一个是他的玉溪华宁老乡、老同事普朝柱，此时普已经是云南省委书记，他们非常了解对方。另一个当然是分管烟草的副省长朱奎，他小褚时健两岁。在褚时健眼中，朱奎是一位云南少有的思路清晰、视野开阔、雷厉风行的领导人。

在经过数轮沟通后，三人在发展烟草基地和“三合一”问题上，想法渐趋一致，他们二人支持褚时健进行大胆变革。

朱奎给褚时健安排了一次向省领导汇报的机会，并希望通过省长办公会来解决问题。

在汇报中，褚时健采取了迂回的方法，描绘了玉溪卷烟厂近年来的税利和可预见的美好前景，然后话题一转，转到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原料上来。他说，如果按传统的方法种烟，无论如何也生产不出好烟叶，也就实现不了可期待的税利增长。而要种出好烟叶，一是要按照新方法；二是烟厂必须扶持农民，因为以农民的经济实力，他们做不到按照国际优质烟叶的种植方法来种植烤烟，因此需要有体制的保障，确保这些烤烟归烟厂所用，谁投资谁受益。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玉溪卷烟厂的税利快速增长，增长的最大受益人就是云南省政府。要完成这一系列变革，唯有建设一种新的体制——“三合一”。

云南省的领导都明白了褚时健的意思，也非常认同他的发展思路，但是事关国家体制的改变，他们很难决策。

还是朱奎脑子活，为了避免决策带来过大风险，他想了一个办法：不发文件，而是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来肯定“三合一”体制，而且把范围限定在玉溪地区内，其他地方都不动。这样，当遇到上面的阻力时，就有了一个可以转圜的空间。

朱奎和褚时健果然是同一路人。很多年以后，褚时健提起朱奎来还是赞不绝口，惺惺相惜。

后来很多媒体报道说，云南省政府批准同意“三合一”。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只是以一种模棱两可的“会议纪要”的形式通过的。

而困难还没有结束。虽然有了这个会议纪要，但云南省烟草公司一直不愿意表态支持。省级烟草公司受双重领导，除云南省政府外，国家烟草公司和专卖局也是其非常重要的领导单位，他们甚至可以推翻云南省政府的决定。作为云南省级烟草公司，他们担心万一有一天烟厂会把他们也吃了。

褚时健说：“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还不敢大面积地搞。”

他决定再去争取省烟草公司的支持，之前，他已经磨过很多次嘴皮子，赔笑脸，吃闭门羹，然后重新再来。这一天，他早早就来了，然后汇报、遇冷、僵持，到午饭时间了，还是没有丝毫进展。但褚时健已经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得到一个结果。他把烟草公司的领导堵在那里，一副不表态就不走的架势，这位领导终于开口了：“好吧，先搞一点儿。”

他终于获得了在烟田建设“第一车间”的许可。

“按规矩来”：放开手脚，挥戈大干

先搞一点儿，褚时健就大干起来。

此时已是1986年的种烟时节，时不我待，必须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玉溪卷烟厂厂长、玉溪烟草公司经理、专卖局局长三顶“帽子”在身的褚时健立马部署，大范围推广优质烟叶种植，建立了玉溪市、通海县、江川县三个优质主料烟叶基地，示范田就有一万多亩，同时与全地区各县37个乡镇8930名烟农签订了合同，按规定种植5万亩。为了指导这些烟农种烟，玉溪卷烟厂组建了一支200人的技术指导小组，直接开往田间地头，前后一共有35万人次接受了他们的培训。

“按规矩来”，这时候成了褚时健的口头禅。他要求技术员必须指导所有参加优质烟叶栽培的烟农，从量地、整地、栽种的行间距、棵间足巨，到施肥总量、肥料结构，都必须按规矩来。中国本来人均占有土地就少，在包产到户后，土地的分布更加零碎了。为了降低兴修水利的成本，最好形成连片种植。这样，一个水利工程就能解决很大面积的土地灌溉，并且，在种植和培育过程中能够由技术人员统一指挥。这个问题几乎没碰到什么阻碍就解决了，致富的渴望使这些农民非常愿意配合。

为了让这些习惯了密植的烟农严格按每亩不超过1100株的方法种植，褚时健要求他们拉着绳子、量着距离栽种。施肥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要按美国专家给出的方子来。褚时健非常强调肥料结构，并按规定的比例进行了配置。

实际上，解决化肥问题费了褚时健不少心思。烟草需要氮肥、磷肥、钾肥，前两样国内不缺，但烤烟需要的钾肥是硫酸钾，国内缺少这种肥料，他只好利用有限的串换外汇来解决。然后，从智利进口了大批钾肥，再交由玉溪周边的几家化肥厂——玉溪化肥厂、开远解放军化肥厂和海口磷肥厂加工成烤烟专用肥。

这个时候，褚时健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围绕着“第一车间”转，当前制约产品质量提高的因素就是原料，所以，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从烟农们开始整地他就参与进来，他有时候随意走进一块正在耕作的土地，看烟农是否正确地使用了肥料，或者看他们是否严格遵守栽种距离的规定。到这些烟叶开始生长、慢慢进入收获期的时候，田间的“巡查”又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他总是走进这些烟田，耐心地观察叶片的生长和变化。到开始采摘烟叶的八九月份，他几乎一整天都在这些基地里转悠，或者到收购站点去视察。有时候吃过晚饭，他还叫上司机张启学，开上那辆丰田车，去通海、江川的烟田里看看，然后九、十点钟又回到玉溪。

他必须把“第一车间”做成功，不能失败，因此需要准确得到第一手的信息，有时候他找县烟草公司的人询问情况，发现他们的回答经常不准确，所以，他喜欢直接到烟田里观察。

给烟叶买保险

“第一车间”里烟叶的长势前所未有地好，但是还得让这些性格急躁的烟农耐心等待，让烟叶充分成熟。为了压住农民们急切的劲头儿，改变他们采摘的习惯，他甚至在一个地方下令关闭烤房十天，因为他发现这里的烟叶是因为前期干旱造成的假成熟。

在察看烟田的时候，有一次，他看到一个老太婆在烟田里哭得很伤心，原来冰雹把她家即将成熟的烟叶全打烂了。他停下车来走迸烟田，让老太婆别哭了，算一算她家的损失，由玉溪卷烟厂赔给她。他想，如果不是他们要求延长生长期，这些可怜的农民也许就能逃过一劫了。这一年，玉溪卷烟厂花了好多万为冰雹造成的损害埋单。

为了永久性地消除农民心中的顾虑，褚时健邀请保险公司进入烟田，由玉溪卷烟厂出资为所有加入他们种植计划中的烟田上了保险，并且承诺，如果冰灾损失发生，保险公司每赔偿一元，玉溪卷烟厂再赔一元。有一年，冰灾面积不小，玉溪卷烟厂付出了500多万元的赔偿。

从此，这些烟农自然是铁了心地跟着褚时健了。

“第一车间”在大规模实施的第一年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提高了烟叶的品质，改善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还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企业的利润。所有的参与者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也都推动着它向前发展。

褚时健真是利益平衡的大师。

1986年，玉溪卷烟厂为烟田“第一车间”投资281万元，在90个村子里建成了174项抽水或引水工程，改善了75878亩山地的水利条件。而烟叶的质量、上等烟叶比之前增加了13%，中上等烟的比例虽然略低于试验时的比例，但也接近80%，总烟碱含量增加了一倍，糖碱比趋于合理，总体质量已经可以和欧美国家的优质烟叶相媲美了。烟农的收入首次达到平均每亩5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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