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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诗的时代（第1页）

汉唐戏事，略如上述。应该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戏剧的信息确已大量出现；然而又毋庸讳言，直至唐代，还没有迎来真正的戏剧的时代

。

唐代，是诗的时代。因此，也是音乐、舞蹈、书法的时代。这些艺术洋溢着诗的神韵，是诗化的艺术。

说起唐代诗歌，人们总会记起那些不可思议的数字：有诗篇传世的诗歌作者两千余人，流传至今的诗歌至少四万八千余首！难道真是诗歌女神特别垂青于唐代？难道唐代发动过写作诗歌的群众运动？否。这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内在诗情的自然流露。如江河出谷，如火山爆发，滚滚滔滔，烈烈扬扬，无可阻挡。

在华夏这么一块广阔无垠的地域中实现封建大统一，需要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同时又会迸发出更为巨大的历史力量。秦皇汉武宏图初展，至唐，则臻于极致。如果说，在汉代，中华民族已经在广度上充分地领略并抒写了客观世界的美，那么，由汉至唐，人们又在深度上极大地开拓了美的领地。因此，唐代是中华民族又一个空前规模地把握美的时代。有着多方面丰厚的融汇，有着看不完、听不尽的万千美色，有着任意驰骋的辽阔空间，诗情，怎能不喷涌而出呢？青春焕发，豪情满怀，精力充沛，意气飞扬，正是盛唐风致。盛唐的诗情中，也伴和着哀怨、悲伤、孤独、惆怅，但这一切又都染上了轻快、积极的总体色调，总被高蹈、美丽的生命力所裹卷。

如果借用黑格尔的概念，汉代，以洋洋洒洒的汉赋和博大精深的史学记述为代表，所达到的是一种史诗式的自觉

；唐代，则达到了抒情诗式的自觉

，处处闪耀着独立的个体自由。汉代当然也有对个体自由的抒发，但那还是归附于对客观世界的整体描述和对伟大功业的回顾和赞颂；唐代当然也讴歌赫赫功业，但大多已积淀在艺术家的个体情感的自然抒发中。

“戏剧应该是史诗的原则和抒情诗的原则经过调解（互相转化）的统一。”奔腾向前、一无阻拦式的情感抒发，对戏剧不很相宜，“戏剧的动作并不限于某一既定目的不经干扰就达到的简单的实现，而是要涉及情境，情欲和人物性格的冲突，因而导致动作和反动作，而这些动作和反动作又必然导致斗争和分裂的调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抒情诗的繁荣和戏剧的繁荣，总是不能并存于世的。在古希腊，最著名的抒情诗人萨福合乎逻辑地活跃于悲、喜剧兴盛之前。

印度近代诗人泰戈尔的一段有趣自述，从个人的角度说明了这个道理：

短诗不断地不招自来，这样就妨碍我把剧本写下去。若不因为这缘故，我大可以把叩我心门的一些思想，放进两三个剧本里去。我恐怕必须等到寒冷的冬天，除了《齐德拉》以外，我的所有的剧本都是在冬天里写成的。在那个季节，抒情的意味容易变冷，人就有工夫去写剧本。

请看，只有在抒情的意味变冷之后才能写剧本，这说得多么形象，又多么深刻！如果说，泰戈尔说的只是他个人，那么，这个原则在更大的历史范围内也是适合的，因为伟大人物的个人感受常常是历史规律的凝结。对文化史来说也大体如此：抒情气氛适当冷却之后才能大规模地涌现戏剧。

诗情勃郁的唐代，戏剧在总体上还“非其时也”。

以后的事情，如所周知：当诗歌从“才气发扬”的“唐体”，一转为“思虑深沉”的“宋调”，戏剧的成长才有了更确实的时机；而中国戏剧的真正繁荣，则发生于一个诗意不多、诗歌创作很不成样子的时代。

戏剧美发展的这种阶段性，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在唐玄宗（唐明皇）这个特殊人物的身上。在唐代，他是当时初步戏剧形态的享受者和倡导者；而在元、明、清三代，他则是戏剧家们热衷表现的著名角色。唐玄宗所欣赏着的唐代戏剧形态与他成为角色的后期戏剧形态，有着显而易见的重大差别。对此略作分析，不为无益。

唐玄宗生活在两重戏剧气氛

中。一重是他所出入玩好的宜春院里的戏曲，一重是他置身其间的极富戏剧性的政治风波和爱情故事。实在地说，后者比前者更有戏剧性，但在唐代，除了政治原因外，人们还没有艺术能力对后者进行纯粹的戏剧方式的把握。唐玄宗所玩好的唐代戏剧形态，有很大一部分是诗化的表演形式，以歌、舞为重要内容。《旧唐书》说他“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他竟然在“音响齐发”的情况下，能辨别出一声之误，指出来纠正。崔令钦的《教坊记》载，他还亲自指导《圣寿乐》歌舞的排演，宜春院的女演员一天后便能上场，只是其中的弹拨乐器还不熟练，他还特意作了安排，提了要求。看来，唐玄宗是一个相当高明的音乐、歌舞鉴赏家。他把演员黄幡绰引为挚友，可见也很嗜好参军戏、歌舞小戏；但总的说来，却不会脱离玩娱嬉乐的路子，不会脱离音乐、歌舞的根基。当然，这一切对唐玄宗来说，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然而就中也可窥见中国传统艺术从先秦、汉、魏晋六朝而至于隋、唐的发展和积累成果。中国美学家宗白华曾经指出：“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中国艺术的一切造境。”这种特点体现在艺术门类的侧重上，他认为，“‘舞’是中国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对许多古代艺术家来说，“天地是舞，是诗（诗者天地之心），是音乐（大乐与天地同和）”。这种艺术侧重，在唐代尤其明显。唐玄宗自己真实的政治、爱情生活中所包含的强烈戏剧性，在唐代，是白居易用诗的形式来表现的。唐代只能用诗来表现最复杂的情感、最富有深意的事件。这不是无可奈何，而是得心应手，独擅其长。《长恨歌》的抒写方式，充分地体现了唐代人民的审美习惯。这也是这首叙事诗能在当时风靡四处并能流诸后代的原因。唐代的戏剧，发展在自己严格的限度上，它还不能承担起自己时代发生的太重大的戏剧性题材。要让戏剧与这样的戏剧性题材会合，还有待时日。果然，待到戏剧真正成熟的时代，唐玄宗、杨贵妃的题材就成了戏剧史上不时可见的熟客。你看：

元代

关汉卿：《唐明皇启瘗哭香囊》；

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唐明皇游月宫》；

庾天锡：《杨太真霓裳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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