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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党的坚强战士乔国桢同志（第1页）

张明远

我和国桢同志初次相识，是1926年5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桢来自陕西，我来自河北，都是由中共北方区委派出的。在农讲所，除了结合实际学习政治理论外，还学军事，生活军事化。我俩因身高相同，军训时，常常排在一起。我见他的技术熟练，很钦佩，后来才知道，他以前曾进过学兵队。我俩上课不在一个班，平时交谈很少，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敦厚朴实，很能吃苦耐劳。在学习期间，我们一起接受毛泽东、周恩来、萧楚女、彭湃、恽代英等同志的教诲;一起去参观海陆丰的农民运动，亲眼看到那里的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动人景象;一起参加中共广东区召开的党员活动分子会议。短短几个月的学习，使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都受到较全面的教育。虽然是初步的、启蒙性的，但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革命思想觉悟。这年9月，我们结业，各自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1930年初，我调天津一区（在小刘庄一带）任区委书记，国桢此时在天津任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当时天津尚无市委，一区直属省委领导，我俩在工作上直接联系，有了更多的了解。一区是天津纱厂集中的地方。当时天津有五个大纱厂，其中四个在一区，这里还有一个码头，因此工人集中，是职工运动的重点。国桢同志常常深入到各厂联系群众、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这时，正是李立三“左”倾错误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中央错误估计革命形势，认为在全国发动总暴动的时机即将到来，决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团工会，成立统一的行动委员会，加紧准备在全国举行武装暴动，并派人到天津，向省委传达了上述精神，帮助省委部署了行动计划，决定五一节发动全市党团员和工人、学生等革命群众，举行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罢工、罢课等。对此，国桢有不同的意见，并找我交换看法。他认为，在天津，敌人统治力量还很强大，我党和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基础还很薄弱，不具备举行总罢工和暴动的条件。目前，党组织应当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最迫切要求，踏踏实实地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揭露敌人及其御用工会的反动面目，逐步提高群众的觉悟，用工人自己的工会或其他名义，把广大工人组织起来，为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创造条件。我和国桢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根据党的组织原则，我们不能不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决定。

五一节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我和国桢被捕。我们先被押送到巡捕局。审讯时，我们都用了假名，表示互不相识，编了假口供。他化名高子香，因是农民打扮，便说是从陕西乡下来找亲友谋生的。尽管我们受到严刑逼供，但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和党的任何秘密。敌人无奈，便把我们按政治嫌疑犯，移交法院审理，送到天津河北省第三监狱关押。

在我们进三监之前，彭真、詹大权等许多同志已被关在那里。彭真同志领导政治犯进行了“反虐待、争生存”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并在政治犯中建立了以彭真同志为书记的秘密党支部。敌人对政治犯非常害怕，于是修了一座新监房，把政治犯都集中到新监关押，与普通犯人隔离开来。

我们一进来，立即加入了斗争行列，国桢同志不久即担任了秘密党支部委员，后来又担任支部书记。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以彭真、乔国桢和其他几位同志为核心的党支部，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和监狱斗争的特点，确定了支部在狱中的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策略与要求。当时的形势是，南方工农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发展很快;在中原，蒋、阎、冯正在激战，阎锡山非常重视天津的治安，天津的党、政、军、警、法院等方面各派系的明争暗斗亦在发展。支部认为，这种形势对我们有利，应利用它，配合外面的革命斗争，开展狱中斗争。支部还认为，监狱斗争的特点是，敌人把监狱作为杀人不见血的屠场，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残酷虐待折磨，摧残我们致死。支部的任务，第一是团结全体政治犯，把这座屠场变为争生存的战场，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要利用敌人的法律，揭露他们贪赃枉法和残暴，要求改善待遇，争取生存的权利;利用敌人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和弱点，集中打击监狱统治者，争取和团结全体政治犯一致行动。在斗争中，严守纪律，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和争取狱外党组织的支援、社会各界的同情，以多种斗争方式，去争取胜利;必要时进行绝食斗争，但绝食斗争必须在有很大的取胜可能时进行，不能轻举妄动。支部的第二个任务，是把监狱变成培训革命干部的学校，利用坐牢的时间，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我国革命经验，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出狱后从事新的战斗充实思想武器。

党支部根据以上指导思想，领导政治犯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其中包括全体政治犯参加的四次绝食斗争。

国桢同志出狱前参加领导的第一、二次绝食和其他各种斗争，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第一次绝食，经过五天的生死搏斗，敌人被迫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改善了伙食，吃细粮，增加蔬菜;除去脚镣，白天不锁监门，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延长家属探视时间和增加次数;放宽购买书刊的限制，等等。党支部一面总结经验教训，一面告诫大家，敌人决不甘心于失败，必将进行反扑，我们一定要做好迎击敌人新进攻的准备。

果然，绝食胜利后不久，敌人用分散政治犯的措施，破坏监狱斗争。我和国桢一度被转押到巡捕局。同时，敌人对留在三监的人，又恢复了以前的恶劣待遇。为了反抗敌人的进攻，政治犯进行了第二次绝食斗争。就在绝食开始的这天，我和国桢又被转回三监，立即投入了战斗，把这次绝食的消息，秘密地向《大公报》投稿，得到披露，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声援。经过四天的拼搏，敌人又一次遭到失败，给我们恢复了第一次绝食争得的待遇。

两次绝食斗争的胜利，不但使生活条件得到重大改善，而且在新监范围内有了更多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支部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到组织大家学习上来，根据文化、政治水平不同，编成班组。国桢除勤奋自学外，还辅导别人，给政治水平低的人讲课。此外，他还带领大家做早操，进行军事操练。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桢组织党员学习中央文件，结合狱中斗争实际，批判了“左”倾思想，总结了经验教训。

记得当时在一些问题上，支部中曾有不同意见，例如团结全体政治犯共同斗争的问题。在政治犯中，除表现好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外，还有个别叛徒和国民党的反阎派、黄色工会小头目、搞保皇复辟活动的“龙虎军”等。有些同志敌视、排斥他们。国桢认为，他们虽然是各类不同的人物或阶级敌人，但在改善生活待遇问题上，和我们有共同利害关系，应当团结争取他们共同斗争。党支部根据这种指导思想，做了许多工作，结果，在绝食时，全体政治犯一致行动，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对狱中斗争的前途问题，也曾发生过意见分歧。有人主张，狱中斗争要不断深入与扩大，最后夺取监狱武装，暴动出狱;目前就应开始各种准备工作，创造越狱条件。国桢同志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指出这是脱离实际的幻想，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左”的盲动思想，说明其危害性，使支部的思想统一起来。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出现了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组织所谓“中央非研讨组员会”。顺直省委也有人跟着搞了个“第二省委”，使省委和天津地方党组织陷于分裂混乱状态。“第二省委”通知三监的支部，今后要接受他们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国桢主持召开了支委扩大会，一致认为，他们搞第二“中央”和“省委”是违反党章的，非法的，对他们分裂党的活动，感到痛心。会议通过决议，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领导，谴责“第二中央”和“第二省委”的分裂活动，要求他们立即解散非法组织，改正错误。这个决议秘密地送到省委，得到省委的鼓励。

国桢同志于1931年5月刑满出狱。我们得知，他找到了党组织。同时“第二省委”的人也来拉他，但他坚决拒绝了他们，并且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耐心地劝说参加“第二省委”的同志脱离这个分裂党的非法组织，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经过他的工作，有部分同志认识了错误，脱离了“第二省委”。

1938年我们先后到了延安。我见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深为他的健康担忧。后来，组织决定送他去苏国治病，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相会!

我和国桢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深感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的高尚品德，将鼓舞我们前进!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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