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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1页）

郝贵林指挥作战，以机动灵活稳准狠著称，像鹰一样瞅准了猛地扑上去，叼一口就走，待敌人缓过神来，人早没影了——有人将其总结为“鹰袭战术”。

一个地道的庄稼人，参军不到两年就当上师长，这在东北抗联中是罕见的。而其军事实践证明，有人天生就是来这个世界上干这行的。

4师不但战绩突出，而且政治教育好，组织纪律性强，从无违纪行为，特别受老百姓欢迎，是3军有名的“模范师”，用今天的话讲叫“先进典型”。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见到了一支从未见过的队伍。敌人则惊叹这支队伍的飘忽不定，神出鬼没。而这一切当然还与郝贵林的搭档、政治部主任金策有关——留待后叙。

1937年初，郝贵林兼任北满联军下江办事处主任，负责为联军筹集给养。

7月的一天，郝贵林带十几个官兵到勃利县青龙山小五站收款时，被敌人探知，200多日伪军包围上来。他指挥队员边打边退，胸部中弹。官兵们冒死将他抢回来，抬到太和屯后，因流血过多牺牲。

连姓名都“牺牲”了

3军第二次西征，赵尚志率主力从汤原出发时是500多人，在庆城、铁力留下200多人，不知道留在海伦多少人，继续西进的是150多人，从逊河开始东返时是70余人。返途挺顺利，多少也会伤亡，这个数字没有留下来。

1军西征归来的人数前面说了，两次出发时都是400多人，1师归来百余人，3师70多人。

那些没有归来的，以及归来后又牺牲的，还有西征前就牺牲了的先人，给我们留下姓名的又有多少？

盖有“赵尚志印”的《一九三三年冬至一九三七年秋三军阵亡将士统计表》（不完全准确）比较简单，总计630人，其中高中级干部40人，下级干部130人。

写于1941年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一九三二——一九四一年阵亡指战员统计表》中，对各个时期的有名烈士有“姓名”、“性别”、“民族别”等8个栏目，无名烈士在表后说明中有个数字。这里引用的都是1军的：

“磐石游击队时期”：“以上总计七名，不知姓名者共二十余名。”

“东北人民革命军时期”：“以上总计二十二名，不知姓名者共约百九十余名，共合——二百一十二（名）。”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时期”：“以上共计二十九名，不知姓名者共约二百五十余名，合共二百八十余名。”

“第一方面军”：有名烈士只有两人，“不知姓名者六十余名”。

就是列在统计表里的所谓的“知姓名者”，那写在“姓名”一栏中的许多“名字”又是什么样子？“冯××”、“吴××”、“×东彬”、“×好根”、“小队长”、“金队长”、“蔡指导员”、“压日本”、“鹰鼻子”、“刘短脖子”、“大胡子老头”、“狗皮老头”、“红萝卜”、“自动车”，等等，或者有姓无名，或者有名无姓，或者只是个职务，或者姓加职务，更多的是外号，乃至山林队的字号。

写于同年的《抗联第三路军牺牲人员名单》的“姓名”栏中，还有“老吕太太两个儿子”。

无论1军给不给士兵编号，这都是一场需要把姓名都牺牲了的战争。

就在前面写过的李东光牺牲的那次战斗中，一个刚上队入伍的学生，别说姓名，连号都没编就牺牲了。而且那么壮烈，负伤后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5军政治部主任胡仁，1936年初从穆棱返回宁安途中下落不明，从此音讯皆无。

满洲省委秘书长李士超，因为近视，人称“瞎员”。同年春被派去游击队工作，人从哈尔滨动身后就没影了。一路上别说日军、伪军、宪兵、特务了，就是碰上棒子手、砸孤丁，也能要了他的命。

满洲省委派到3军的政治部主任张敬山，到珠河后，好像还未正式上任，就在1935年秋季“大讨伐”中牺牲了。

磐石游击队两任队长，还有政委，十天内相继牺牲，军心动摇，大量开小差，要散伙了。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来了。要不是他硬顶在那儿，杨靖宇闻讯赶到，是不是就得重新召集队伍，甚至重新组建了？这无疑是重要的一笔，历史留下的也就是十来个字的一笔。关于他的牺牲更简单，敌人进攻玻璃河套根据地时，被枪杀了。

“刘过风”是他的真实姓名吗？有人为他安葬吗？葬在何处？1军3师参谋长杨俊恒牺牲后，难得的买口棺材，安葬在临江县六道阳岔的什么地方，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不秘密不行，敌人知道了，会掘坟斩首示众的。而这几个参加安葬的人，又有几个能活下来呢？

李敏老人说，只要条件允许，烈士遗体是一定要处理好的。夏天、秋天是土葬，要深埋，不然会被野牲口扒出来。下头两场雪时也行，只是地表冻层硬壳。春天不行，地表化得南流北淌的，底下还是冻的，春天冬天就火葬。把木头一根根堆摞半人来高，把烈士遗体放上去，再横着压几根。不然烧一会儿，那人就佝偻起来，心里更难受。时间来不及，或是有敌情，不能点火，就用树枝子或雪掩盖一下。1938年以后，基本都是雪葬了，用手捧，堆雪坟。

“我们最好的第一连连长——姜歪嘴子（韩国同志名字忘记了）同志被阵亡了。”

这是写于1941年的《北满游击运动史略》中的文字——这类不无语病，却是原汁原味的、有名无名的文字，太多太多。

这类文字太多太多，是因为牺牲得太多太多。只有49页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丛书”中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不到一页文字写了4次战斗，两次是主要领导牺牲，另两次是“均壮烈牺牲”、“全部壮烈牺牲”。都牺牲了，他们的一切也就无人知晓，无从知晓。

笔者在桓仁、新宾两县采访时，都听说在歪脖子望山一带的战斗中，有个战士抱着鬼子滚了砬子。新宾县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纂的《兴京抗日烽火》中，也多次提及此事。这不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似的英雄吗？

作为一个从戎而未投笔的军人，我知道这本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绝对是从心里呕出来的这百来万字，首先就是献给这些连姓名都牺牲了的先人的。

四、“倒悬不解三千万，田横壮儿五百条”

第17章　吉东鏖兵

绥宁反日同盟军

李杜是1933年1月9日，从虎林过界去苏联的。正是滴水成冰的腊月，据说连帽子都没戴，只穿了一只鞋，只带着妻子和副官，孩子和保姆扔在虎林，连参谋长杨惠忱都未来得及过去。

王德林是一天后，从东宁县城三岔口东越界河瑚布图河过界的。当时三岔口城里枪炮轰鸣，硝烟弥漫，救国军官兵还在殊死抵抗。那条满语意为“流淌沙金的河流”的瑚布图河，用东宁人的话讲，冬天打个“滑跐溜”就过去了。

2001年春，笔者在东宁县城东宁镇东苑北1胡同30号，见到一位八十五岁的瘦削儒雅的老人侯怀恩。他原是三岔口学堂的学生，参加救国军当了司令部粮秣文书，随总部退到苏联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听说苏联要把他们送去新疆，他悄悄溜了，冰天雪地中摸了几夜山道，潜回三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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