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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差一点就被烧掉的国宝（第1页）

前边，我们用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傅斯年主政的“中央史语所”第三组（考古学）的成就，毫无疑问，对殷墟和城子崖等遗迹的科学发掘，不但是傅斯年和“中央史语所”的卓越政绩，当然也是蔡元培和中央研究院卓越政绩。更是傅斯年和“中央史语所”，乃至蔡元培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贡献。

第三组（考古学），只是“中央史语所”的三个组中的一个，在第三组创造辉煌伟业的时候，第一组（历史学）和第二组（语言学）也同样在创造辉煌。

每说到傅斯年和“中央史语所”，人们不但会很容易联想到殷墟发掘，也会联想起“明清档案整理”。

“明清档案整理”也被称为抢救“大内档案”。

清内阁大库，在旧内阁衙门之东，临东华门内通路，素为典籍厅所掌。

清“大内档案”也就是内阁大库档案，是指清朝政府存放在内阁大库中的明末至清代的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册簿等。

内阁大库原编为六个号，礼、乐、射、御四个号所藏全是明末至清代的档案，书、数两个号除收藏赋役书、命书、朱批谕旨、乡试录、殿试卷外，还藏有明朝文渊阁旧籍及各省府县志。

总的来说，内阁大库所藏，书籍居十之三，档案居十之七。其书籍，多明文渊阁之遗。

宣统元年（1909年），库房损坏，这些档案书籍被临时搬放于文华阁两庑和大库外边的庭院里。露天堆放非长久之计，于是主管学部事务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奏请将其中书籍捡出，成立“学部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保存。档案部分被视为无用之物，经内阁会议讨论后，拟予以焚毁。

这批档案或许也有天意保佑。就在一众太监计划如何把这么的“破纸”搬出去烧掉，还不能给宫里造成空气污染而苦思冥想之时，时任翰林院检讨的著名书法家章梫，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了库中。

听到太监们的叙述，他觉得既然这些东西反正要销毁了，闲来无事，在里面翻翻，说不定能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章梫这一无意之举在这其中找到了由宋代人留下的玉牒残页（简单说就是宋版书），这使得章梫非常惊讶。他在向太监祝福暂时不要动这些东西后，急忙找到当时在学问与身份都极其显赫的张之洞，向他说明原委。

张之洞又去找到在当时盛名在外的学者罗振玉，罗振玉通过阅读残页上的文字，当即表示这与《宋史?艺文志》中提到的文献是一致的。罗振玉进一步认为，内阁大库就是明代文渊阁的故址，定然有许多藏书遗留在其中。而张之洞又继续询问一些同僚，确定罗振玉所言是事实。

在此基础之上，张之洞立即组织人员，到内阁大库按照保存下来的明代文渊阁藏书目录去寻找前人遗留下的古书，尤其是价值连城的宋版书。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张之洞也急忙上奏，请求驳回，然后急忙去故纸堆当中“寻宝去了”。但是他们认为的宝贝只是偶然所得的，更多的只是明清普通的官方档案，并没有什么价值。即便是张之洞这样的硕学大僚，并没有现代的史学价值观念，在找不到他所期待的宋版书之后，也是悻悻地转身离开了。而这批档案虽然命令不让烧毁，只是继续堆放在大库当中。

辛亥革命后将这批档案材料划归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于一九一七年全部移放于午门端门洞中，。

这些档案被废置在午门，不断有人在好奇心趋势之下，公或者私的原因，前来查看。但是不管是普通的官员还是有浓厚学术兴趣的学士大夫，他们在看待这些档案之时，都是注意能否从中找到一两本宋版书甚至是残页，即便没有宋版的，明版的也未尝不可。所以一旦发现在这些档案当中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时，便觉得没有任何的价值了。

这其中最为有名的例子便是清末著名的藏书家傅增湘与这批档案的故事，他在听说到这批档案的缘由后，多次勘探没有发现他想要的宋版文献，只能默默离去，说明当时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近代以德国为主，兴起的利用官方档案研究历史的学术观念，基本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

后来教育部曾两次派人进行“整理”，将一些比较整齐的材料翻捡出来，其余的则胡乱堆放，使之更加残破散乱，被盗窃之现象亦更为严重。

一九二二年，历史博物馆方面经费短缺，于是在这批档案上打起了主意。把它们装进了八千个麻袋里，总计重量十五万斤，以“烂字纸”之价格，计四千大洋，卖给了北京的同懋增纸店。

该纸店又改用芦席捆扎成包，准备运至定兴、唐山两地重新造纸，同时从中挑出一些较为整齐的案卷，拿到市场上出售。

罗振玉闻讯后，急以三倍之价赎回。将已运往定兴的部分重新运回北京，运至唐山的部分改运到天津存放。

他曾雇人对某些案卷进行了整理，编印成《史料丛刊初编》10册。以私人之力，全面进行整理绝无可能，长期存放，其财力实亦难及。罗氏计无所出，只好转售他人。据传外国人有欲出重金购买者。

一九二四年，李盛铎以一万六千元价格购得，于北平、天津分别赁屋存放。

李盛铎（1859年—1934年），字义樵，又字椒微。号木斋，别号师子庵旧主人，师庵居士等。晚号麂嘉居士。江西省德化县（今九江市）东乡谭家畈人。

李盛铎五岁开始读经作诗文，十一岁读《说文》《经典释文》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十二岁开始购书、抄书、校书，曾刻《范家集略》等行世，十七岁已在江西文坛小有名气。二十岁时与归安石子韩宗建合编刊成《俪青阁金石文字》。光绪五年（1879年）乡试中举。光绪十五年会试中甲进士，授翰林修编、国史馆协修。光绪十七年，南乡试副考官，次年三月，奉旨以御史用。

甲午战败，李盛铎恨“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想“维持振救之”，乘各省举人会试于京城之际，公开出面与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并组织保国会，即：“保国家政权土地、保国人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保国会数次遭到弹劾，形存实散，未得善终。

同年九月，李盛铎奉旨受赏三品御衔，以四品京堂候补。

戊戌变法后，盛铎被任命出使日本大臣。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事起，李盛铎回国，补授内阁侍读学士，十二月授顺天府府丞。光绪三十年八月，署理太常寺卿。

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派遣亲贵戴泽、戴鸿慈、李盛铎、徐世昌等五大臣分赴东洋西洋各国考察政治，以为立宪之预备。次年六月诸考察政治大臣先后回国，奏请朝廷宣布立宪。考察事毕，李盛铎出使比利时。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回京复命，仍回顺天府任府丞。

宣统三年，改任山西提法使，施改山西布政使，旋晋升山西巡抚（一说兼护府理山西巡抚）。

辛亥革命后，李盛铎被聘为大总统顾问，并先后担任了参政院参政、国政商榷会会长等职。在此期间，纂修了一部家乡县志——《德化县备考》，今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其稿本。

晚年，李盛铎寄居天津作寓公，不再过问政事，唯往来于京津书肆，一意收集古籍。成为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藏书家。

到了一九二七年，李盛铎经济情况不好，已经难以支付存放“大内档案”的房租，且所租房屋漏雨，损及书册，乃急欲转卖。

当时平津学人虽知这批材料价值甚大，但均以价格太高且难以保存整理而未敢购买，时日本人又开始打这批文物的主意，并有所行动。

傅斯年开始关注“大内档案”，缘于一九二八年他留学归来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此时傅傅斯年正在筹备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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